臧克家的书信

诗人臧克家是我永远怀念的前辈,他对我的影响很大,无论写诗还是为人。

我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结识臧老的,当时他已经八十来岁了。那个时候,臧宅在北京赵堂子胡同,一个安静的四合院。第一次去那里,是和一群搞理论的中年人一道。我们在北京八里庄参加全国文学奖诗歌奖的初评,一个星期天,大家相约去看望臧克家和艾青。全国文学奖是鲁迅文学奖的前身,两年一届,搞了三届,因为1989年的风波停止,恢复后就改名为鲁奖了。

从那以后,臧克家就开始和我通信。1986年中国新诗研究所成立,臧克家和卞之琳应聘担任顾问教授,通信就更多。一直到臧老2004年去世,他给我写的信超过百封之数。2002年底,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臧克家全集》第11卷是《书信》,收入给我的信8封,《中外诗歌研究》杂志发表29封。据说,臧老晚年给南京诗人吴奔星和我的信最多。1996年,年过90的诗人大病一场,用他在信中的话,是“一场大难,幸天留人”。他在来信中说:“病中亲笔写信极少,与吴奔星、你、刘征等几位信来信往,虽劳累,但说心里话,字行间有情在。”那年我给住在医院的臧老写信,报告改革臧克家奖学金发放办法的想法,他立即在病床上复信同意。臧克家夫人郑曼先生附笔说:“接读来书,克家不顾疲劳,躺在病床上写了一大张复信,这是他病后写得最长的信。从写字不成形,到写这样一封信,你可以从中体会到他体质恢复的进程。”

臧克家是书法家,他的字非常漂亮。向他求墨宝的人很多,臧老总是尽量满足大家的愿望,从来不取分文报酬。臧克家的字,刚劲清秀,墨带诗韵,结构完美,被称为“臧体”。他在1998年8月26日给我的信中说:“我不喜电脑信,亲笔才亲切。三五老友,我亲笔回信,多留底稿。”他用钢笔给我写的信,也可见出他的书法艺术的功力。我习惯电脑写作,给人写信一般均是电子邮件,但为了不败老人的兴,给他的信都用手写,通过邮局寄去。

从臧克家的来信里可以读到他对新诗研究所,对我的关怀和指导。新诗研究所申报博士点,他在旁伸出援手;新诗研究所所庆,他发表祝贺文章。在我准备调往西南交通大学的时候,他来信劝阻,认为在西南师范大学发展会更好。我希望和苏联研究中国新诗的契尔卡斯基通讯院士建立联系时,臧老通过在莫斯科工作的二儿子臧乐安找到了契尔卡斯基。这些信件,现在读来,仍然无限感慨。

臧克家书信最大的特点是说真话。就像在1989年8月18日的信中所写:“我对你是无话不谈的,对与否,难说。但是实话。”臧老对文艺界某些现象的批评,可谓一语中的。 1997年10月24日,他在来信中说到诗坛一些出版物的编选:“私而不公,偏而不正,引起批评文章一篇又一篇。是非不是没有标准的。”“私而不公,偏而不正”,批评得多么到位啊,这是一位正直、坦诚、富有经验的老诗人、老编辑家的眼光和判断。今天的诗坛,难道不也还在印证臧克家十几年前的科学、敏锐、有预见的批评吗?臧克家一贯反对“小圈子”。他在信里写道:“文坛上,情况极复杂,不凭作品而凭人事者比比皆是。我爱才,爱好作品,即使出自对手之手的好诗、佳作,也大为赞扬。艺术伟力撼人如此。”

晚年的臧克家得到有关部门的悉心照顾,在信件里也有所反映。和艾青一样,臧老一直被安排在协和医院就诊,这是首都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之一了。1998年8月26日的信中说:“借寓一家公寓,系退休‘官人’所居,环境极优美,我与郑曼二人,请个小保姆,生活不错。”这里谈的“公寓”,是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为臧老提供的红霞公寓,在北京晨光街15号,一些退休的部长住此,老百姓俗称“部长楼”。

暮年的臧克家最怕打扰。他在信中说:“生日,友人来信,来电。但我最怕‘节日’,‘生日’。因喜静,怕热闹,老人大半如此,我尤甚。生日前几日我给小平、苏伊、乐安等等家人写了一封信,大意是:生日这天,你们不要来,别人送东西,一律退还。有人想来做客,拜谢。”小平,苏伊,乐安,是臧克家在北京工作的子女。但是,他却依然陶醉于和诗的不解之缘中。臧老是2004年2月5日去世的,他在2002年10月29日的信中这样描绘自己:“我半天卧在床上,但充沛的诗情,令我心不安宁。我经常有腔有调地背诵古人的名诗名句,好似一个疯子。同调太少了。呜呼!”

臧克家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重要存在,他的信对于新诗、诗坛、诗人都谈了自己真实的看法,全盘托出,只有极少数信件他嘱咐“不宜发表”。这些书信无疑是臧克家研究的重要资料,也是中国新诗发展史的重要史料,值得珍惜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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